王杰：北京市中银（南京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。

宗原（以下简称宗）：王律师下午好。随着本轮疫情逐渐平息，大家也都开始投身于处理疫情期间积压的工作。

感谢王律师在这百忙之时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，为我们带来这个不久前方才迎来大结局的案例故事。

王杰（以下简称王）：宗律师下午好。

一、投资

宗：那么，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？

王：套用《百年孤独》的开场白：多年以后，当我最后一次翻开这份判决书，准会想起被疫情彻底改变的2020年，那个遥远的初夏。

第一次翻开这摞卷宗，那时的我刚刚投身这个行业，刚刚入职这家律所，刚刚成为马天保主任团队的一员。

当时，这个案件正在二审过程中，由其引发的一系列关联案件也已经进入了诉讼流程。

马主任亲自承办，马洋律师全程负责，团队上下对这个案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。

而对我来说，初出茅庐时便有幸参与这样一个案件，不论最终结果如何，总是一份宝贵的经验。

宗：确实，即使不考虑其他关联案件，单就本案而言，一进一出，加起来两千多万的标的额；对于大咖来说或许早已司空见惯，但对于刚起步的青年律师来说，多少算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

那么，案情是怎样的呢？

王：先从当事人开始说起吧。

本案涉及到的当事人，主要有四方。

我方当事人，是一家位于江苏省的药业公司。虽然相关判决都是公开的，但是这里出于谨慎考虑，还是暂且称之为H公司。

对方当事人，则是一家位于北京的文化传媒公司，这里称之为Z公司。

案件的第三人，是一家位于安徽省的制药公司，这里称之为Q公司。

而本案的最后一方当事人，虽然既非本案的原被告，也非本案的第三人，但却对案件的最终结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

它是一家上市公司，也是一个庞杂的集团，Z公司便是它的全资子公司。这里称之为Z集团。

宗：一家药业公司和一家文化传媒公司，听起来两个行业之间相隔甚远，它们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呢？

王：资本是不会轻易被这些条条框框限制住的嘛。把各方联系在一起的，便是资本二字。

此前，Z公司持有Q公司100%的股权，Z公司的关联公司还持有Q公司债权869万元。

而Q公司由于经营不善，此时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，甚至可能无法通过GMP认证。

宗：GMP认证是什么？

王：GMP，全称为Good Manufacture Practic，即优良制造标准，系适用于制药行业的强制性标准。取得GMP认证，需要食药监管理部门发放许可证书。

宗：如此说来，对于一个制药企业来说，处境已经很不乐观了。

王：没错，所以才会产生本次合作。

2015年底，H公司与Z公司签署了《增资并购协议》，主要约定如下：

1、H公司向Q公司支付300万元借款，并提供人力支持，帮助Q公司改善经营状况，通过GMP认证；

2、Q公司通过认证后，H公司支付1000万元，收购Q公司的全部股权；

3、Q公司通过认证后，H公司支付500万元，收购上述869万元债权；

4、Z公司承诺，积极协助办理Q公司房产抵押解除手续、解除对外850万元抵押担保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，由此产生的费用和损失均由Z公司承担；

5、Z公司承诺已充分履行披露义务，如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而给Q公司或H公司造成损失的，由Z公司承担；

该协议落款处，由Z公司和H公司分别加盖公章，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。

宗：原来如此，听起来H公司是打算全面接盘一家经营陷入困境的制药公司，利用自己在这个行业内的经验和资源，上演一出起死回生的逆转戏码。

王：协议签署后，H公司按约支付了首笔300万元的款项。然而，Q公司的房产抵押手续和850万元的对外抵押担保，始终没有解除。

宗：照这么说，是Z公司存在违约行为了？

王：不仅如此。2016年9月，安徽省食药监局GMP认证检查专家组对Q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发现16项缺陷；

2016年11月，国家食药监总局发现Q公司2015年底前的生产质量管理与GMP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；

2017年3月，当地市食药监局对Q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；

此外，浙江省也有多个城市对Q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，浙江医保停售了涉案的药物。

宗：Q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存在这么多问题，H公司的这笔投资的风险实在是不容忽视。

王：所以，2017年5月，H公司和Z公司签署了补充协议，再次强调了双方的权利义务。

补充协议落款处，同样由Z公司和H公司分别加盖公章，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。

考虑到Q公司面临的诸多风险点，2018年1月，H公司和Z公司又签署了一份《备忘录》。

《备忘录》中约定，由于Z公司仍未履行前述的合同义务，Q公司房地产的抵押手续、850万的对外抵押担保等等历史遗留问题仍未解决，因此，双方约定：

1、在Q公司名下新设一个账户，由H公司和Z公司共管；

2、原定的股权、债权转让款，扣除Q公司上述一系列问题造成的损失之后，暂定为640万元；

3、H公司将上述640万元支付到该新设账户，即视为履行了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；待Z公司解决上述历史遗留问题后，由Q公司再将资金支付给Z公司。

2018年2月，H公司按照《备忘录》约定，向Q公司账户内转款640万元，并于同日将该账户的网银秘钥邮寄给了Z公司。

二、悬崖边缘

宗：与之前两份协议相比，这份《备忘录》对H公司的保护要完备得多。

那么，后来的纠纷乃至诉讼，又是因何而起？是Z公司又有什么违约行为，致使H公司将其告上法庭吗？

王：Z公司确实始终未履行其合同义务。但提起诉讼的，恰恰是Z公司自己。

2018年6月，Z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H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，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

宗：1000万元？《备忘录》中不是已经将款项数额变更为了640万元，且H公司随后便全额支付了这笔款项吗？

王：问题就出在了这份《备忘录》上。Z公司在庭审中，完全不认可这份《备忘录》的效力。

宗：为什么不认可？依据是什么？

王：宗律师是否还记得，前面提到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时，我都特地提到，双方在协议落款处盖公章，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？

而这份《备忘录》的落款处，却并没有盖Z公司的公章，也没有Z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。

宗：既没有公章，也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，那这份文件是谁签署的？

王：在这份《备忘录》上，代表Z公司签名的，是龙某和郜某。

宗：龙某是谁？郜某又是谁？

王：龙某是Z集团内控中心总经理，郜某则是Z集团的总裁。

宗：Z集团？那不是Z公司的母公司吗？为什么是Z集团的高管来代表Z公司和H公司签署协议？

王：这也是我刚开始阅卷时的疑惑。直到看了一审中龙某的证人证言，才大致明白了事情的背景情况。

正如之前所述的，Z公司是Z集团的全资子公司，Z集团对Z公司有绝对的控制权。

Q公司虽然登记在Z公司名下，但实际上是由Z集团直接控制、管理的。
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Z公司作为一家北京的文化传媒公司，却会跑去安徽全资控股一家制药公司。

然而，Z集团同样对药业经营一窍不通。而Q公司原先的管理层，又存在诸多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，给Q公司埋下了无数的“雷”。

近年来，Z公司自身也出现了严重的财务问题，无力投入资金、人力对Q公司进行改造、运营。于是，Z集团董事长亲自指示，尽快出售Q公司。

就是在这个背景下，Z公司才与H公司联系上，并签署了前述的协议。

在与H公司的协商过程中，Z公司方面始终是由龙某和郜某直接出面，进行沟通、协商，并推动具体实施协议内容的。

所以对于H公司来说，理所当然地认为，龙某和郜某足以代表Z公司。

宗：如此说来，就劳动合同关系而言，龙某和郜某，是Z集团的员工？

王：还要更复杂一些。

根据龙某自述，虽然他和郜某实际上是Z集团的员工，但他们的劳动合同关系却又是和Z公司签署的，社保也是在Z公司缴纳的。

究其原因，是因为Z集团的注册地此前从北京迁至新疆，出于便利性考虑而为之。

宗：也就是说，龙某和郜某，从劳动合同上来说是Z公司的员工，从实际上来说是Z集团的员工，在本案中代表Z公司签署了《备忘录》，而Z公司又以他们实际上不是本公司员工为由，拒不承认《备忘录》的法律效力？

王：没错，就是这样。

不仅如此，2018年五月开始，还有两家位于安徽的K公司，同时起诉Q公司，要求返还欠款共计684万余元，致使安徽当地法院冻结了H公司向Q公司账户内支付的上述股权转让款，并最终将这640万元悉数执行。

而这两家K公司，都是Z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

宗：都是Z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？

如果《备忘录》最终被认定无效，那么Q公司就应当返还H公司这640万元的款项，H公司另行向Z公司支付1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；

这个时候Z公司让子公司去起诉Q公司，就是两笔款项都想要？

毕竟，要不是H公司这640万的现金，两家K公司的债权即使赢了诉讼，怕是也很难实现，这个时机可以说掐得正好了。

王：我们也有这方面的猜测，但Z公司肯定是不会直接承认的。

宗：之前H公司不是将640万元账户的网银秘钥寄给了Z公司吗？Z公司对此又是如何回应的？

王：虽然龙某当庭作证收到了上述秘钥，但Z公司显然是全盘否认的态度。Z公司甚至当庭声称，找不到龙某、郜某的劳动合同了。

宗：找不到了？那不是存在劳动合同法上的风险吗？

王：由于Z集团的财务问题，龙某、郜某在签署《备忘录》后不久，便均已离职。

宗：所以，到了这一步，整个案件的核心焦点，就是这份《备忘录》的效力问题。朝阳法院是怎么认定的？

王：很遗憾。朝阳法院认定《备忘录》对Z公司不具备法律效力，并于2020年2月作出一审判决，支持了Z公司的诉讼请求。

Z公司提起上诉。我来到中银南京所、加入马主任团队的时候，已经是本案的二审期间了。

宗：那么，二审又是什么结果？

王：2020年9月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，驳回H公司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宗：这……

王：股权转让款、违约责任加上已经付出去的640万元，一进一出，总额两千余万元的损失，对当事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

而对于当时刚入行不久的我来说，虽然不是本案的直接负责人，但在得知二审结果的那一刻，心头也不禁笼罩了一层乌云。

这是我进入律所后接触的第一个案子，我多么希望它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啊。

三、一线生机

宗：在一、二审都失利的情况下，你们又是怎么做的呢？

王：虽然二审的结果依然不理想，但幸运的是，不论是当事人，还是马主任、马洋律师，大家都没有放弃。团队第一时间准备材料，申请再审。

宗：对于《备忘录》效力问题，一、二审法院为什么会认定无效呢？

王：一二审法院认为：

第一，《备忘录》没有加盖Z公司印章，龙某、郜某也没有Z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，其签名不具备代表Z公司的法律效力；

第二，郜某、龙某虽系Z公司此前的“联络人”，但却不是“代理人”，Z公司也并未对其职权范围有明确规定，因此并不构成职务代理；

第三，双方此前签署的协议都有加盖公章、法定代表人签名，《备忘录》的签章方式与此前交易习惯不符，也没有证据显示龙某、郜某多次代表Z公司对外作出过意思表示，因此不构成表见代理；

第四，H公司未尽审慎审查义务，应当承担审查不严之责。

宗：那么，你们对这一争议问题的观点又是什么呢？

王：对于《备忘录》的效力问题，我们主要有两方面的观点：

第一，龙某、郜某与Z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，虽然名义上系Z集团的高管，但考虑到Z集团系Z公司的唯一股东，以及此前龙某、郜某始终作为Z公司代表参与案涉项目磋商，应当认认定郜某、龙某有权代表Z公司签署该协议，其行为属于行使职权。

第二，在《备忘录》签署之后，Z公司将相应的股权变更资料提供给了H公司，并完成了股权变更手续，其行为与《备忘录》约定一致，而与《补充协议》约定不一致；

假如Z公司对《备忘录》不知情、不认可，那么在H公司未按照此前协议约定支付款项的情况下，为何会继续完成股权变更手续？这一行为与常理不符，足以证明Z公司知情且认可该《备忘录》。

此外，在再审期间，我们还提交了某高校MBA中心的讲师介绍，证明郜某对Z集团和Z公司都享有管理职权。

宗：众所周知，再审的难度是非常大的。再审法官往往先入为主地站在一、二审法院的立场上，来分析、认定案件中的事实和法律问题。

王：确实。而且再审的周期往往也比较漫长。并且，正如一开始说的，本案后续又牵连出了一系列的关联案件，甚至连关联案件都先后经历了一审、二审、重审一审、重审二审等漫长的流程。

还记得一个周五的下午，我突然收到马主任的紧急通知，让我即刻赶往安徽，到Q公司那里组织证据材料，周一便要送到法院。

这还是我第一次单独出差。经历了一个周末的紧张忙碌，周一去法院送材料时，又硬站了一个多小时才等到法官开庭结束。

本以为终于大功告成，却又在此时遭到了法官的无端训斥。法官的莫名敌意让我感到了一丝不妙。

几个月后，那个关联案件果然败诉了。

宗：对于青年律师来说，这种情况着实是很煎熬。

王：所幸，大家的努力没有白费。

2021年11月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，提审本案。

希望，又回来了。

四、大翻盘

宗：讲到这里，大家对案情和双方的论点应该也很熟悉了。那么，再审的结果如何呢？

王：今年三月，就在前两天，我们收到了再审判决。

这是一场彻底的翻盘。

再审判决在《备忘录》的效力问题上，与一、二审判决相比，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弯，全盘支持了我们的观点。

最后的判决结果，顺理成章地，也就驳回了Z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。我们实现了一场完全的逆转。

宗：真是让人扬眉吐气啊！这样酣畅淋漓的逆转，究竟是怎么实现的？

王：专业的分析，还是由本案的直接负责人马主任、马洋律师来做更为合适，他们也已经撰写了相关的专业文章（编者注：该文章已于本刊同步刊登，详见后文）。

从我的角度来看，本案翻盘的核心点在于，纵观整个交易过程，Z公司才是始终在违约的一方，其合同义务至今仍未履行，甚至还有其他一些恶意做局行为；

H公司出资出人出力，如果最后反倒认定H公司违约，显然是有失公平的。

当然，坦率地说，很多案件，往往争议双方的观点都是有其道理的。

当时我刚开始看案卷的时候，就有这种感觉——看了我方的材料觉得很有道理，看了对方的材料又觉得好像也没错，完全找不到方向。

而案件的最终结果，就取决于哪一方对事实的把控更到位，哪一方的分析更有逻辑更有力度，足以说服法官。

宗：单从篇幅上来看，最后的翻盘过程，王律师三言两语就带过了，总觉得有些意犹未尽（笑）。

不过仔细想想，事情的真实经过往往就是这样：类似的甚至完全相同的观点，可能碰到的第一个、第二个法官都不认同，但第三个法官却跟自己有着完全一致的思路；

最终的反转与胜利到来得是如此突然，相信很多幸运的同行都有过类似的体会（笑）。

王：是啊。现在回头看看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最关键的地方可能还是在“坚持”二字。

如果没有当事人和马主任团队双方持之以恒、百折不挠的坚持和努力，也就不会有最后的翻盘和逆转。

宗：聊了这么多，好像都是在讨论案件本身，对于王律师个人却鲜有提及。

王：我觉得，这个案子的发展过程，也是我的成长过程。

从刚一入行便接触到如此复杂案件的头昏脑涨，到之后在马主任、马洋律师的帮助下开始逐步熟悉案情，再到之后可以参加这个系列案件的种种工作，独当一面地处理一些相关事项，这个过程便是我从一名实习生，逐渐成长为一名执业律师的过程。

跟宗律师坐在这里回忆这个案件的整个经过，同时也就回忆了我加入中银南京所两年来的历程。

我为能参与这样一场酣畅淋漓的逆转而感到骄傲，也为自己作为马主任团队的一员、作为中银南京所的一员而感到骄傲。

宗：感谢王律师的分享，我们下期见！

王：下期见！

（全文完）

（本文首发于《中银青年》2022年3月刊）